書緣情深任去留

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長　林明德  

我家永安，是高雄的小漁村。父祖輩以養殖「麻薩末」為業。林家後代大多學歷不高，有的僅讀幾年私塾，略識之無。從小家境清寒，而我之所以走上讀書一途，不外是爹娘的鼓勵加上自我的抉擇。

依稀記得逢年過節張貼門聯，都由我負責，每當貼上大廳門神「加冠、進爵」，後門「詩書傳家」時，常常引起我凝神片晌，內心不免泛起一股肅穆又憧憬的情境。

初中時，鄰居黃家多位子弟到府城就學，也帶回許多讀物，如四大小說，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古典文學，漸漸培養出讀書的趣味來。高中有一天早自習，我偷偷閱讀《紅樓夢》，被巡堂的訓導主任發現了。他走到我旁邊，問道：「看什麼書？」我忐忑不安的從課桌抽屉拿出一本厚厚的《紅樓夢》，雙目仰視，十分無助。剎那間，他臉上泛著一抹微笑，輕聲的說：「你看得懂麼？」我點點頭不敢作聲。就這樣，他轉身走開了，留給我一臉錯愕與迷惑。

一九六○年代，我隻身北上就讀輔仁大學中文系。週末同窗進出臺北重慶南路書店，往往拎回一綑綑新書，購書、讀書蔚為風氣，也促成我生命中的一份書緣。從此逛書店、進書城、翻書買書，成為週末的休閒活動。記得書城門口貼著一副紅紙黑字的楹聯：「貧者因書而富，富者因書而貴。」往往引人遐思。從大學、研究所到教授生涯，購書宛如開疆闢土，面向包括經史子集與當代文學思潮，坐擁書城是人生的一大夢想，而書籍也成為生命不可分隔的一部分。

我的書緣十分深廣，角色多重，既是讀書人、愛書人，同時透過書寫、演講、策畫，積極扮演書香社會推動者。一九八二年，我在一場公開演講：〈邁向「富且貴」的社會秩序〉，指出在國民所得二千七百五十美元，號稱經濟奇蹟的時刻，國人讀書風氣非常低落，但求低級趣味的刺激，平均每人購書費用只花新臺幣四十多元，並呼籲「為政者與人民各自醒覺自身需要而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」，充實精神生活，扭轉社會契機，邁向富且貴的社會秩序，以取得開發國家的認證。當時各種傳媒競相報導，深得大眾的迴響。

一九八三年，金石堂文化廣場籌備期間，負責經理曾專程到輔大找我討論空間動線、圖書分類與書櫃設計。我依據家庭圖書館的理念提出藍圖，並強調作家專櫃與暢銷書排行榜的新構想，前者提供便利，後者引領風氣。兩者都造成很大的影響。……迄今，仍然忙碌於總策劃彰化學叢書與王夢鷗先生文集。

婚後我曾多次搬家，而這些藏書儼然是無價之寶，始終不離不棄。當時有位好友愛書成癡，每月萬元購書，數十年如一日，累積漸多，祇好買幾棟房子來安置藏書，有時自嘲是典型的書奴。這種現象引起我對藏書的一些反思。

一九九六年，我從輔大退休轉任彰師大，離校前捐了一批書給人文圖書館；同年，南華創校，龔校長來電話敦邀捐書興學，我義不容辭，捐了一批；二○○六年，彰師大臺文所成立，我四處去函募書，加上自己的捐出，共得萬餘冊，配合中式禪風的場域，打造別出心裁的小型圖書館，充分發揮境教的功能。

有次聚會，党魁曾永義院士在酒酣耳熱時吟出：「好書分些別人讀，美酒留點自己喝。」令座中好友為之拍案叫絕，欣羨他的人生哲學，當下卻帶出我的另類思考。

二○一一年，我在彰師大退休之際，與芳伶共識，將我倆幾萬冊藏書捐給彰師大臺文所圖書館，為幾十年的「愛書」找到一個永遠的歸宿。

我在〈自述〉組詩曾說：「退休，彷彿揭開人生的新起點／尋訪民藝耆老，建構純樸生命史／投入文化詮釋與批判，為義抗爭／或詩寫一些生命中當下知感的印象」（三十六首）。在書房燈前，我玩味小詩，心裡浮現一句「情到深處無怨尤」，的確，情深天地闊，書緣情深任去留，這似乎為我們的抉擇作了最貼切的詮釋。